毕业第一年，95后杭州姑娘文艺换了4份工作、3个住所。
就像城市候鸟一样，她拉着行李箱，徘徊在高档单身公寓和家之间，会因为开始或结束一份工作而频繁更换住所。文艺的换房路径与求职路径一致。她做过最短的一份工作只有一个月，而决定“租哪儿”的时间常常不过几个小时。
她几乎不考虑换房成本。为了离工作单位更近，先后入住过35平方米和56平方米的两间LOFT公寓，每次签完租房合同，都住不满4个月，违约金累计逼近万元。
去年年底因为长期“败家式”租房，文艺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，灰溜溜地住回了父母家。
对于文艺这类“换工作就是换房子”的消费式租房人群而言，住所和单位的接近程度最重要，其次才是租房成本。
日前，闲鱼发布《租房幸福感报告》，针对闲鱼租房的平台用户进行了为期13天的调研，内容涉及搬家频率、月收入水平、房租水平、年龄层次、租房偏好，以及租房的幸福感打分等，最终回收问卷1.5万份。数据分析发现，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租房新人类：如行李箱式租客、包工头式租客、厕所占领者、群居派等，他们均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。
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表示，年轻人注重生活质量、崇尚自由、随意、不受约束等喜好体现了不同的住房安排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租客。这些不同的“租房偏好”恰好反映出年轻一代的自主性、独立性和张扬的个性。他们通过“租房”体验不同的人生：或广泛交朋友，或看重私密空间，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，在高房价的重压下，灵活的租房形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差异化需求。
